本报记者冯汉斌 本报通讯员王奇笛 张晓强

75前的今天，6月12日，宜昌沦陷。自此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，宜昌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，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直到抗战胜利。6月12日，自此成为宜昌市民不能忘怀的家国记忆之一，这记忆，是永远的痛和泪，让我们勿忘国耻，奋然自强。宜昌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和《抗战大画史》、《宜昌县抗战史料》、《辽远的战场》（日）、《世界画报》（日）等史料，从不同层面全方位记载了宜昌沦陷前前后后，永远记下了宜昌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天——1940年6月12日。

《李宗仁回忆录》中的宜昌沦陷

曾任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，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宜昌沧陷的大致细节：“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，乃在六月初再度增援，舍开五战区正面，在襄河下游强渡，向六战区采取攻势，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。六月一日，敌人一度侵入襄阳、樊城。经我们自外线反击，敌人不敢死守，乃将襄、樊焚毁一空，于六月二日向南窜撤。我军乃于六月三日连克襄、樊与枣阳。唯六战区方面之敌，于六月十四日侵入宜昌，踞城死守，我军屡攻不克，宜昌遂为敌所有。”

而在此书的注里，对宜昌城沦陷的时间有更细的记录：“据有关史料记载，1940年6月11日，日军攻入宜昌并全面控制城区。同月12日，侵华攻宜日军正式入城旋即撤离。据说当时攻宜日军接到的指令是只攻不守。不久，又于同月14日左右折返占领宜昌，踞城死守。据分析，可能是日军高层受德国占领法国巴黎的刺激，又下令占领宜昌。”

《抗战大画史》中的宜昌沦陷

市档案馆所藏的民国《抗战大画史》也对宜昌沧陷有记载：敌在襄东作战失败后，一面竭力支撑，一面调兵增援，因受欧战刺激，遂亦高唱闪电战。于五月卅一日晚，敌北路军由襄阳东南突过襄河西岸，六月一日晚陷襄阳，其主力陆续西渡，并分道南进，三日陷宜城，南漳，六日陷荆门，十日陷远安，向宜昌进袭。自廿九年五月（公历6月）宜昌失陷后，敌虽占据宜沙，但我军仍雄踞襄河东西地区。对突入宜昌之敌，时时予以打击，不但使宜沙之敌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，而且使宜昌敌人陷于进退维谷之境。

《宜昌县抗战史料》：寇军等于禽兽

编成于1948年的《宜昌县抗战史料》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宜昌沦陷前后的情形和宜昌市民的生活状况：“当日寇西犯，将抵宜市，我军匆匆转进，市民均如在梦中，直至寇临城下，始闻警出走，一切物资，弃之如遗。寇至之日，见物资山积，乃大肆掳掠，集中于大公路、杨岔路等地，十室遂成九空。二三日后，寇疑

我军将反攻，继日退走。临去时，一面运物资他往，一面四处纵火。时市中尚有少数未及逃亡之人，思其而扑救。然未二日，寇军忽卷土重来，遂不敢着手，至熊熊巨火，达三星期始息。”

该书记载，宜昌市区房屋，在战前能居三十万人，火后仅存十分之一，日寇十分残暴。日冠占据宜昌的五年多时间内，不时驾驶汽车，拖倒房屋，目的是取房屋上的木料以供炊饮，取砖块以筑阵地。这些房屋，待光复时，只存百分之五，且多破烂不堪。

该书还记述了日寇在宜昌所犯下的累累暴行：“其杀人也，若认为一乐事然，欲杀则杀，固不限逢彼之怒也。抑且有迫令被执者，作自行活埋、跳岩、跳水、火葬而死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其灭绝天理，惨无人道，诚属空前未有。宜昌市区虽驻有日寇之宪兵队，司整饬寇军风纪之责，但其暴行，与寇军如出一辙。可见寇军之无纪律，自绝于人类，等于禽兽也。”

宜昌邮局档案：此真历来未有之浩劫也

宜昌市档案馆收藏有成系统的民国宜昌一等邮局档案，档案里也有大量有关宜昌沦陷的记载：

宜昌自民国成立以来，商务繁盛，民性淳朴，并未遭剧烈的惨祸，未料东邻倭寇，逞侵略之野心，欲倾覆我国家，遂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，占据我宜昌区域，先以排队飞机盲目轰炸，继之以数十处放火焚烧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当时我宜地老弱妇孺数千人，无力逃出境外者，或避居英美房屋里，或匿居山林岩穴之中，苟全性命将近一月，敌人方出示安民，筹备维持会及警察局，招抚宜昌流亡人民，以维持市面。美丽的宜昌，转瞬即成为一片瓦砾，人民复归，没有安身之处。

档案记录了日军的三大毒化宜昌的恶行：第一是公开贩卖鸦片。在宜昌开设售吸所数十处，麻醉一般青年男女，成为废物；第二是公开娼寮，招致一般无职业的青年妇女为妓，以供彼军人的娱乐；第三是滥发纸币，以紊乱金融，使物价高涨至数十倍。又设公买处，定价低廉，强收农民米粮，除每日供给敌人米粮菜蔬若干外，还要每日供给民伕数百名，分发敌各机关帮作苦力，此真历来未有之浩劫也。

民国信函披露：“小孩饥啼号哭，苦状难言”

宜昌档案馆馆藏的交通银行宜昌分行的民国档案中，至今还保留着一封珍贵的书信。写信者名叫钱泽如，收信者是一位姓金的先生。这封1940年宜昌沦陷后写就的书信，披露了战时宜昌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动荡。

此信一开始透露，因战事紧急，宜昌城即将爆发大战，钱泽如本人于6月9日暂避宜昌乡间。日寇占领宜昌后，他在宜昌郊区的龙王洞暂住。“夜间匪抢数次，日间军队拉伕搜索粮食，敌机终日盘旋天空，见人影目标，机枪炸弹扫射轰炸，因此无安身之处。”信中称，后来米面无处买到，他饥饿难忍，加上日寇进逼，只有往上奔逃，行李用具损失净尽。而由宜至三斗坪的百里山路，“无一人烟，小孩饥啼号哭，苦状难言”，半个月后，他才到了三斗坪，后终于乘上民本轮抵达重庆。信里，他希望人脉很旺的金先生帮助他在重庆找一个可以挣钱的活儿干，“否则虽逃出日寇枪杀到此，仍要饿死渝地。”

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处在国难期间的人民的生活情状，从这封信中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