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峡晚报讯 7月28日上午，记者与来自“武汉爱心联盟”宜昌站和湖北任森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十多位爱心人士，一同驱车前往长阳。记者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堡镇村五组174号见到这位90岁的通信老兵覃春守，虽90岁高龄，但精气神十足。老人作为通信兵曾加过抗日战争。

任森公司为老人送上了大米、食用油、牛奶、粉丝等生活物资。公司有关负责人刘珍焕和曹翠翠均表示，任森农业属于长阳的企业，关爱长阳老兵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抗战时，他是一名英勇的通信兵，战争结束后回家解除媒妁之言的婚姻，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命运弄人，老伴和三个子女又相继离世……他经历了怎样曲折的一生，老人平静的讲述，将记者带入当年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当中……

奋勇抗日，不畏危险悬崖架线

1941年，我到秭归国民党江防司令部独立通信连报到，当时通信连的连长是吴耀堂，我和其他数百位通信兵就在他手下负责通信工作。

在江防司令部独立通信连的那段日子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，午夜梦回，时常想起当时和战友大半夜跑到山上架线，又从山下跑回驻扎地搜寻信号的日日夜夜。

1943年夏，我在秭归沙镇溪，当阳的长坂坡一带做通信兵工作，负责电话的转接。我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房子里工作，房子里有一百多台电话机，几十条电话线承接着大中南地区的军情，我们丝毫不敢懈怠，怕贻误军情造成不必要的牺牲。每次当班，我都绷紧了神经。

炎热的夏天，领导安排每天日夜值班，每班两人，值两个小时后换岗。有时电话不通，还要迅速跑步口头传达。

军方情报耽误不得，我一个人顶着烈日，跑上七八公里送情报是常有的事情。除了电话转接工作外，我还和战友负责电话线的日常维护工作。

日军飞机轰炸当阳时，炸毁了多条电话线，造成当阳地区通信不畅，外围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，当阳的情况前方又不能及时了解，领导们一筹莫展。

我和另外两位战士被派去修复山上炸毁的电话线。那一天，为了躲避日军，我们选择凌晨两点动身。我们三人带着修复工具就这样上路了，周围黑黢黢一片，看不清楚。那条电话线所经之处，几乎没有路可以走。

山上长满了杂草，一种不知名的植物的果实具有黏性，沾满了裤子和上衣，果实外表有刺扎进了腿里，十分难受。

那时，每一步我们都走得十分艰难，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顶，找到了电话线的接线头，却意外发现电线杆后面是悬崖。我当时吓得腿直发抖，头脑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为了保证通信顺畅，我必须爬上去。虽然背后就是悬崖，万丈深渊，但我还是努力爬上去修复电话线，半夜山顶吹着山谷风，我的衣服呼啦啦作响。现在想来我都后怕，好在没有掉下悬崖。

1945年，日本人终于投降了。当时二十岁的我，并没有马上选择回家乡。我们通信连所有的士兵在宜昌三斗坪集合，坐了四天的船到达武汉。

可是由于当时日本人没有撤完，城区还有少量日本兵，我们被滞留在汉口。虽然日本人投降了，但是局势依然十分复杂。整个武汉市的通信系统被日本人把控，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，我们必须自己架新线，就这样在武汉立即架了一条专线，保证通信顺畅。

随后，我担任了勤务兵，参加了战后的搜山。在搜山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了部分武器和零散日兵，这些日军被遣送归国。1947年，“精兵简政”策略推出，于是我在武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退伍。

回家务农，晚年丧子仍坚强

回到家乡后，我就一直在家务农。

1950年，国家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》，我与之前的妻子离婚了，并与当地一名女子结婚。

婚后生活幸福，我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原以为我们一家五口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可是肺结核无情地夺去了我爱人的生命。她离开时，大儿子12岁，二儿子只有6岁，小女儿只有两岁半。

那段时间，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小女儿一天到晚跟我吵着要妈妈抱抱，一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的泪水就忍不住掉下来，我总是背对着她迅速抹干眼泪，不想让她看到我哭。想到这些我都心痛啊，这对他们三个小孩来说太残酷了。

可是日子总得往下过啊，白天把孩子放在家里安顿好后，我就到田里挣“工分”，我一个人拼了命也只能挣两个“工分”，可这些远远不够我那三个孩子的口粮。白天田间劳动，晚上在家照顾他们三个，每天累得挨着床边就能睡着。

命运弄人，小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，因为患病离世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乡里的医生瞧完病后，也说不清楚她到底得了什么病。正处于花季的她就这样离开了我，两个儿子那时已经懂事，他们一直安慰着我……

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我并不觉得有多累，转眼间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，大儿子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聪明的儿子，我觉得我们一家的生活步入了正常的轨道，我不想再找新的老伴，只想和儿子们好好生活。

可是天不遂人意，老天总是跟我作对，2000年大儿子因为肺部疾病离世，紧接着二儿子在2001年也离开了我，他们还那么年轻啊，我不明白上辈子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这辈子让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送黑发人。
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坐在家门口，望着对面老大的家门，眼泪一直流个不停啊，眼睛哭得看东西都是模糊的。我迷迷糊糊看到他在对面家门口向我招手，怕我耳朵不好使，扯着嗓子叫我过去他家吃晚饭。

讲起两个儿子，老人的眼里噙满了泪水，老泪纵横，看到老人用满是伤疤和皱纹的双手擦拭眼角的泪水，记者连忙给老人递上了纸巾。

记者了解到，自从儿女相继离世后，覃春守老人一直与弟媳妇向婷秀和大儿媳妇向光娥生活在一起，两个孙子负责赡养老人。如今大孙子在外务工，小孙子则留在长阳工作，方便照顾年迈的爷爷。

谈起自己的孙子，老人脸上终于浮现出会心的微笑。“他们非常孝顺，我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他们快点结婚，趁我还走得动的时候看看我的小重孙。”

老人的弟媳妇向婷秀告诉记者，老人一辈子勤劳耕耘，老了也闲不住，每天都忙农活，种起了玉米和黄豆。顺着向婷秀指的方向，记者看到门前的田里种满了长势良好的花生、玉米和黄豆。

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老人从今年起享受民政部门发放的815元的抗战老兵特殊津贴。采访结束时，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，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多活几年，好好享受儿媳妇和孙子们的孝心，享受国家给予的关爱。

抽丁入伍，我成了一名通信兵

1926年腊月十五，我出生于长阳县。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还不错，我被送到了秭归三台寺村去读小学。那时没有车可以坐，每次上学我都得步行十多公里，翻越大山去邻县秭归读书，走路走得满脚都是泡。

七七事变后，日军开始全面侵华。1940年宜昌城沦陷，长阳也深受战火摧残。尽管长阳地势险峻，日本人还是想方设法在山里修工事，放火烧山、烧老百姓的房子，无恶不作。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蹂躏家乡人民残酷的情景。

战事频频，小学读了六年，毕业后我回到家。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催促下，我就和当地一户人家的女儿匆匆忙忙订了婚约，那一年我还只有15岁。结婚后的我成了乡亲们眼里的“大人”。

1941年，由于战事告急，乡里开始抓壮丁，年仅15岁的我被抓去了当了壮丁。当时的政策是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”，整个乡每月要抽16个壮丁。我们家四兄弟，这个“任务”最终落在了我头上。

幸好我舅爷是当时秭归县的一个保长，他的儿子在秭归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当兵，在他们的介绍下，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国民党江防司令部独立通信连，当了一名通信兵。